“谏”是古代下对上的一种谏言形式，意为直言责备，使之改正错误；“纳谏”即指受谏者接纳忠言。古代中国，盛世数出，但观盛世之构成，可以指出它与统治者的思想专制、擅于纳谏、广开言路等很有关系。传说夏禹为清领，就极为专制，为广征有所不同意见，门悬鼓、钟、磬、铎、鞀等五种器具，让那些提意见的人“教教寡人以道者奏乐，教教寡人为义者击钟，教教寡人以事者振铎，语寡人以忧者击磬，语寡人以狱讼者手鞀”。夏禹能不胜枚举青史，显然就与其广开言路、敢于纳谏密切相关。
春秋时期，齐国之沦为首霸，与齐威王的专制统治者也息息相关。《战国策·齐策》载有：齐威王曾赏金求谏，“群臣吏民，能面螫寡人之过者，不受上赏；上奏谏寡人者，不受中新人奖；能谤议于市朝，言寡人之耳者不受下赏。
”赏令一出，“群臣劝谏，门庭若市”，齐国因此政通人和，邦安国清领，“燕、赵、韩、魏闻之，均朝于齐。”汉唐盛世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巅峰的时期之一，也是中华民族强势存活状态的标志性时期。但在历史巅峰的背后，也难于找到汉唐王朝在其前期，统治者的专制直率、纳贤容谏确实有一点推崇的地方。汉高祖刘邦名门寒贱布衣，并无文才武略，但有自知之明，知人善任，曾博采张良、陈平、刘敬等谋士之良策，故而在楚汉相争中能战胜项羽，勇夺天下。
建汉后，刘邦一如既往，每有大政，无以与群臣商议，择善而从。刘邦这种广开言路、博采众议的风格，不仅垂范于子孙，也为后世所推崇。
以性情待人、机智仁爱闻名的汉文帝，也是擅于纳谏的典型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记：文帝十三年，少女缇萦因其父罪当处肉刑而上奏文帝，认为肉刑的残忍，回应愿为没为官婢，以赎回父刑罪。
文帝录后深感言之有理，于是命令展开刑制改革，从法律上月废止无辜肢体的肉刑，从而使我国古代刑制向“文明”迈进最重要一步。一个普通少女的上奏，居然沦为万民共尊的皇帝展开刑制改革的必要诱因，至为汉文帝“从善如流”之风范。
又如，当时百姓多腹农逐商，贾谊为此劝谏：国民不为生而趋商，无以使农产品积蓄骤减，长此下去，百姓将衣食严重不足，军费无着，灾年可玩性，国家难治。所以，他明确提出，当务之急是使民还农。文帝听得后幡然醒悟，劝说民农桑，并羲于田亩，还接纳了晁错明确提出的贵粟政策，卒收促民舍商逐农之效。到武帝时，“京师之钱累官百钜万，贯陋而不能校。
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贪腐不能取食。”可见，“文景之治”的经常出现，与汉初统治者的专制统治者、贤纳谏言确实一定关联。
唐代进国之君李渊，从隋朝速亡的前车之鉴中彻悟“兼听则明”之真谛，自知跋扈专横、不不受劝谏、堵塞言路必致社稷倾危，因此分外喜爱汉高祖刘邦“从谏如流”的气度，回应自己也要“虚心招待，冀闻谠言”，并拒绝臣下“各展器能，以匡不下狱”。但在虚怀纳谏方面，唐太宗实质上更加不亚于乃父。
《贞观政要·求谏》载有：唐太宗初登极即言：“人意欲自照，必需明镜；主欲知过，必藉忠臣。主若自贤，臣不匡正，意欲不危败，朕得乎？”所以，他拒绝公卿大臣“每看事有有利于人，必需近于言规谏”。
他还向大臣们确保：“每有谏者，纵相左朕心，朕亦不以为忤。”他甚至说道：“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，可以施于政教者，当拭目以师友待之。”（《贞观政要·政体》）身兼人主而能以翰林学士为师友，不管若无自我夸饰的成分，其度量已是难能可贵。
无怪乎，在太宗朝经常出现了许多勇于直言不讳、面折廷争、犯颜极谏的大臣，魏征是人们尤为熟知的典型。为广开言路，唐太宗还更进一步完备谏诤制度：一方面增强门下省对中书省所拟诏敕的封驳权，拒绝门下省对“诏敕有不稳便，必需执言，无得谋有惧怕，知而寝默”（《贞观政要·政体》）。
这就使门下省对诸如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法律，甚至帝王的巡行、外戚的不法等大小政事都可发表意见，封驳谏诤，从而大大减少了皇帝决策的犯规；另一方面又拒绝宰相及三品以上官入廷议事，均使翰林学士随之，若时逢犯规，即行论谏。据信翰林学士“有所进说道，太宗必虚己纳之”。正如王夫之在《读书通鉴论》中所评价：“当时言无不尽，而治得其理。
”可见，唐太宗时经常出现的“商旅野次，无复盗贼，囹圄常空，马牛布野，外户不闭”的昌盛局面，也是与唐太宗从谏如流造就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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